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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湘回忆中：
7日，“因另有任务，二十五团两个营下午东撤。”
8日，天蒙蒙亮，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之后，按照昨晚跟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电话中约好的，一团开始发起攻击，但“除听到特务团方向有枪声外，其他团（队）方向均无动静。到三团送信的侦察员也没回来。”
你看前面，明明以三堆大火为总攻信号，但却只有一团孤军奋战，特务团方向也响起了枪声，但二团、特别是三团的阵地上都没有动静，他们到哪里去了？
在杨成武的回忆中，他应该也是不知情的。因为他提到：“入夜，枯计敌人残存兵力尚有七八百人，由于我各团之间联系困难，不便于乘夜攻击，我便命令各团固守已有阵地，不使敌人漏网。同时派小部队袭扰敌人、疲劳敌人，等到拂晓再开始总攻击。”
问题是：三团胆子大，傍晚时私自将部队撤下阵地去宿营，早起又不按照统一号令发起总攻？难道二团、三团都没有接到8日黎明发起总攻的电话命令和陈正湘的手书吗？
当然，当时黄土岭战场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大雾天气。陈正湘回忆：“海拔200米以上的山头都被晨雾笼罩着，能见度只有100米左右。”即使二团、三团的阵地上还有人，要看到对面一团阵地上的三堆大火也很难。
陈正湘继续写到：下午4时许，“特务团顽强地抗击敌人的冲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近20分钟。后因敌援兵将至，该团有组织地撤向长祥沟、大安等地。”“当我追击部队向前追击时，发现南面原我兄弟部队的阵地上有敌钢盔的反光。”“这时，已经是下午5点来钟了。”“战局已变化，全歼敌之战机已失。于是，令三营担任掩护。团主力向寨头以东地区转移。”
看到这里，应该能对黄土岭战场的形势一目了然了吧？
陈正湘能指挥动的，只有一团和短期配属给一团的二十五团两个营。二十五团那两个营在7日战事正激烈的下午3-4点钟奉命东撤，对黄土岭战场如釜底抽薪。而一团也确实尽心尽力打到底了。最后一个退出战场。其余各团，只有二十五团那两个营走的时候跟陈正湘打了招呼。因为在开战初，明确定下二十五团两个营配给一团，由陈正湘指挥。所以二十五团走，打了招呼。其余二团、三团，没有一个团临撤出战场时跟陈正湘打招呼。特务团撤退，陈正湘是根据经验（或枪声的移动）估计出来的。黄土岭战场，各团均有同一分区的连通电话线，可以随时接受杨成武的指挥调动。
在一分区的几个主力团当中，人数最多、武器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应该是三团。打雁宿崖战斗时2200多人，15个连（比一团多两个连），尤其有一个涞源子弟营组成的三营，曾任涞源支队支队长的肖应棠任三营长。而战斗力较弱的，应该是来自三分区的二团。这个团原本是在一分区组建的。团长黄寿发、团政委袁升平，交给三分区后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副团长刘兴隆，都是55年老少将。在三分区，这个二团没有像一分区主力团那样得到任何改善，所以人数最少（10个连编制），武器装备也最差。这个团只有两个原独立团的红军连做底子，还都是老陕北子弟组成的。三分区反扫荡。领导上常把这两个最可靠的红军连抽出来作保卫分区机关的警卫部队。
杨成武心里有数，考虑到二团的战斗力稍弱，雁宿崖战斗时，特地将三团的一个营抽出来，配给二团指挥。黄土岭战斗没这么做，因为三团自己也要独当一面。所以黄土岭战斗中。二团阵地一度被鬼子冲破，危急关头，特务团及时出击，拦腰截断了鬼子，救了二团。
在《杨成武回忆录》中。黄土岭战场的撤退，是“敌人纠集了重兵。驻保定的第1 10 师团、驻大同的第26 师团、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见旅川余部纷纷出动，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等方向分多路向黄土岭合击，先头部队距黄土岭己不到15 公里了。敌人企图在包围圈外面对我们形成一个更人的包围圈，把我们的参战部队一网打尽。”
情况紧急，聂司令员“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注意敌情变化。”所以我猜测，各团撤退，除了特务团跟一分区没有隶属关系，可以自行其是。其余各团，包括隶属三分区的二团，应该是接到了杨成武的撤退命令，起码也是撤退许可。
战争年代，一支在战场上正在参加战斗的部队，如果主动退出战斗，必定离不开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接到上级要你撤退的命令，另一个是看到战场上的情况不利于我而采取的主动撤退。
奇怪的是：二十五团，也许是二团、三团，都是接到了上级撤退的命令才离开黄土岭阵地的。在二团二营代理营长段志清的回忆中，他写的是9日“到了下午，团长传达了杨司令员指示，原来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日军已组织了2万多兵力，正分5路向黄土岭合击而来。为了避免部队伤亡，我军决定撤出阵地向唐河南岸转移。”段志清的回忆与杨成武的《战斗详报》十分吻合。二团是那天下午第一个通知撤退的团队。
特务团、最后是一团，并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他们是看到了战场上鬼子的数量越来越多，兄弟部队的阵地上枪声停止，出现的都是鬼子的钢盔，猜测是鬼子的援兵到了，于是才相继撤出战场。
在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出现了：黄土岭撤退，为什么不同的部队两种待遇？如果聂司令通过杨成武下达了撤退的命令，那么通知到了一团没有？从陈正湘的回忆文章来看，应该是没有，如果有，陈正湘会在自己的回忆中写到。但他没写。他是在对黄土岭战场的观察中看到了本来应该是兄弟部队的阵地上出现了鬼子的钢盔，他才知道大事不好，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可为什么一团始终就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呢？把一个主力团丢在战场上，这样重要的事情会忘记吗？这是令我最迷惑不解的地方？
退一步说，即使一分区连接一团的电话线被炸断（当时黄土岭的小鬼子没有那样的大型远程炮），那一分区为什么不能在通知其他团撤退的时候，要其他团派专人来通知一团一起撤退呢？
你不通知，指挥上出现失误，万一鬼子的增援部队将撤退不及的一团包了饺子？这后果谁负？其余各团是不是还要返回来救？
因为没有全歼敌人，一团回去，出力最大、最后一个撤退、责任明显不在他们的这支部队还要做检查，准备开检讨大会。幸好传出了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被打死的消息，检讨大会变成了庆祝大会。这又是什么逻辑？
以后的陈正湘离去，是不是与此有关？那谁又知道呢？
离开了一分区的陈正湘，以后接任四分区司令员，与杨成武成为平级的干部。
如果不是看到黄土岭战斗时一团参谋长杨上堃后来的回忆，这一段历史我是绝想不到的。杨上堃的家人回忆，文革后期，被关押多年的杨成武恢复了自由，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司令员。当时在江西省军区工作的杨上堃接到杨成武的邀请：到福州军区任参谋长。这是一个相当副兵团即大区副职的职务，但杨上堃拒绝了。他留在江西省军区，担任副军级别的省军区副司令。杨上堃的拒绝，是不是中间还有没解开的疙瘩？
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应该有几个团、营级别的红军长征干部被判处死刑，而最后能被延安最高层干预保留住性命的，只有杨上堃和朱遵斌。这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黄土岭战前，一分区三团团长纪亭榭奉命“去延安学习”，离开了三团的领导岗位。我所知道的，黄土岭战后，三团仍将一些战利品专门送到纪亭榭那里，但纪亭榭都转送给他人。以后纪亭榭从延安学习回来，再没有能回到一分区带兵，这也是一个很说耐人寻味的结局。
黄土岭战斗幸亏是大胜仗，掩盖了这背后的重重矛盾，所以出现了1940年初的一些问题。真诚希望以后的抗战史研究者能全面解开这个历史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