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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后面的故事前先问一个问题，如果在战乱的时期，你和一些人要押运一大批的金银财宝转移，这时候部队被打散了，上级主管部门也失去联系了，而敌兵也离的很近了，怎么办？是接着押运走去找组织呢，还是就地私分了一哄而散呢？
我想这个问题真的不好回答，因为没有几个人真正清楚自己的道德底线是什么样的？不到真的去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个有着什么样操守的人！
这也就是像包拯啊海瑞啊柳下惠啊等等吧，能一直千古留好名声的原因，人家是确实是做到了见财和见色都不起意，大多数的人，还是抵制不了诱惑的！
比如俺，有一次和一位土豪朋友去内蒙古，他们是去那边做生意，我是顺便搭车去游山逛水的，中途停车吃饭加油的时候，这朋友毫不避讳地当着我得面打开汽车后备厢，里面是用编织袋子装的整整一千万现金！他们是去买矿的，那地方的老百姓不认银行，认现金！
从见到这一千万，老实说，这一路上直到分手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起过杀人夺财的想法！或者是趁他们不备把车开走的想法也冒出来了，还想的很详细的，怎么骗他们都下车，怎么假装去厕所，怎么找借口回来开车等等吧，反正脑子里就是抑制不住的想得到那笔巨款。
当然，最后我只是想想而已，没真的去那么做。否则现在也就不能给各位讲故事了，这说明再真的面对诱惑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不可能不起贪欲的！好了讲故事！
1946年3月以后，国共和谈之后的共产党军校。凡具有教员（军事教员、政治教员、文化教员）身份的干部，好像是当年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吧？一度向“薪金制”看齐，增加了某种“津贴”式的补贴。当然，受当年“平等”思想的影响，很多教员是不领这些钱的，就放在供给处主任那里。随他用在大家伙食补贴或用作什么。
1946年的7-8月间，内战的形势日趋紧张。尤其在8月的大同集宁战役晋察冀八路军战败之后，部队撤回张家口、宣化，许多熟悉的面孔看不见了。后来知道，大同集宁战役中，晋察冀八路军主力损失达两万多，所以回来后都急着补充兵员，补充武器装备。尽管上面没有说放弃，但晋察冀八路军撤退出张家口、宣化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当时冀察军校的政教主任杨浩名下有一些钱，军校供给处主任乔新松托人。将这些不断变毛了的钱——共产党发行的晋察冀边区银行钱币，在宣化街面上换了一枚金戒指。杨浩将这枚金戒指给了准备随冀察军区大队撤退的老乡彭夫人。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女孩，让他们身边有这点值钱的物件，一旦需要时，拿出来给孩子换点“吃喝穿”什么的。
也有朋友指出这个 “在宣化街面上换金戒指”的分析，有点牵强。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人再想要快变成废纸的晋察冀边币的。他的分析，是刘道生下令，将这些财宝中拿出极少又零碎的一部分，用作一些善后事宜的开支。比如，安置一些干部家属什么的。杨浩当时不过是赶上了这趟便车，经刘道生批准，同样是贺龙部队红军干部资历的乔新松，为杨浩换取了这枚金戒指，总之，是换了一枚金戒指的。
1946年8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晋察冀八路军大同集宁战败后，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尽管郭天民在怀来南线战场上取得小胜，形势缓解，但北线国民党绥远军一个偷袭，张家口危在旦夕。晋察冀军区领导不得不做出“主动”撤退，放弃张家口的决定。
张家口决定放弃，小城宣化自然就保不住了。郭天民指挥冀察军区的纵队主力在前线打仗，宣化这边，一切由刘道生当家作主，安排冀察军区的全面撤退。
当年，冀察军区的大队撤退，出宣化不渡河往南，而是沿铁路线直接走下花园、怀来，渡过洋河、桑干河的汇合处，便可进入平西根据地。因为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这条铁路线上的火车早已经不通了，据说国民党那边的铁路线平民只通到昌平，军队可以到南口、青龙桥。冀察军区因为有大批伤员一起同行，所以配备了大批车辆，老旧的卡车和马车并行，其中还夹杂着跟着一起撤退的宣化市民的手推车。
正是在渡过这两条河流的汇合口、今天官厅水库的西边的时候，国民党飞机来轰炸了。
在傅作义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曾用生动形象的记述，描绘了大同集宁战败的八路军悲惨的景象：“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两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惧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边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图画。”
其实冀察军队在渡河中的被轰炸，景象更加凄惨，这完全是一场钢铁对人肉的屠杀。老同志对我讲，敌机的轰炸和机枪扫射，河面上根本无处可躲，只能干挨着。在敌机的轰炸中，水面上到处漂浮着人的尸体被炸后的碎块，河水都被染红了。
被炸毁的卡车、大车更是随处可见，阻挡着部队无法尽快渡河。给我讲述这次撤退经历的老人，当年是冀察军区总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渡河时被炸弹的气浪掀入到河中，险些遇难。时过半个世纪，她在讲述这件往事的时候，仍心有余悸，讲完后沉默了老半天。
冀察军区大队撤退，刘道生没有一起走，而是单独走，因为有随行的电台和要运送财宝，这批财宝就是前面说的那笔数目不可估量的财宝。经历了几次敌机轰炸和国名党军队的突然包抄，总算是最后在东灵山和小五台山之间，刘道生与损失惨重的冀察军区大队汇合在了一起。
沿山路再往南走，就是原冀察军区总医院所在的涿鹿县大河南，而从大河南向东南再走几里，就是冀察军区的原驻地涞水县李各庄，这里晋察冀军区正在紧急召开“涞源会议”。涞源会议召开的结果就是刘道生要带一批干部到冀东去，同时把那批从张家口带出来的财宝再转运到冀东去。
迄今为止，我知道刘道生带到冀东的干部班子，大都是冀察军区政治部的直管干部。比如有原一分区的干部钱丹辉、朱利、罗拉、彭澎，原平西的干部肖大鹏、王万声，原平北的干部王志廉等等。我举的这几个干部都是团级干部，营连以下的干部还有不少。其中，肖大鹏和王志廉都是红军干部。据说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带着看管财宝的教导队押运着财宝一起走的。这支东去的冀察队伍，应该在两三百人左右。
1947年的4-5月间，中央军委确定将冀东的冀热察军区脱离晋察冀，交给东北管理。当时在干部的管辖权和去留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原晋察冀干部，许多人选择了回来，留在晋察冀。
这些两次押运着巨额财宝南下北上的人们回来了，当然不是空着手回来，是押运着财宝一起回来的。老战友们问起这段冀东之行，他们一直说；是跟着刘政委看地形去了。看看冀东的赤峰一带适不适合进行大部队的游击战争。查看后因为不适合，就回来了。
你们自己回来了，把刘政委扔在冀东不管了？谁信呀！
那枚金戒指的故事还没有完。王、肖、彭回到已经改名的察哈尔军区，把护送了一年的财物上交后，均证明自己两手空空，没有贪污一文钱。此外，杨浩、乔新松也要写证明材料，说明那枚金戒指的出处，不是贪污那批财宝中的一个。1948年晋察冀野战军“三查三整”中再次证明。那时，处在上升时期的共产党，真的是廉洁得很。
几百人要押送的财宝一年多的时间里，转移来转移去的走了几千里地，一分钱都没少！够奇迹的吧！更绝的就是用自己的津贴换的一枚戒指，还是送给了战友的夫人用了，自己没用，也得反复地写材料证明和公家的钱没有关系！
这就回到了最前面说的，换做是朋友你们，能不能做到守着大笔的钱财不沾一分呢？
当年的共产党干部很廉洁，周昆想贪污一一五师的军费，但也只贪了一半，送还了另一半：他也顾及到一一五师一万五千多人的吃饭问题。就是贪，也没有把事情做得太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