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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俺在新浪的军事论坛上看到一篇研究报告，研究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的体能对比。报告中，排列出了许多中日士兵的躯体照片，中国士兵显得干瘦，皮包骨，皮肤下面看得出没有多少肌肉；日本士兵的躯体则丰满的多，皮肤下肌肉的痕迹清晰可见。
肌肉，是战争环境下一个士兵所能忍受饥饿、疾病、战伤、寒冷并进行长时间行动的最好武器。正是由于肌肉的缺乏，使得中国士兵每临恶劣的突发状况或环境的恶化，因身体上无力抗衡，以致大批病倒死去。
这个研究是很客观准确的。1942年初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还赶上了整个华北地区特大的旱灾。往回翻过去三年，1939年全华北大涝，史前未有；40年是大灾年，41年老天怜悯，算是缓了一缓，老百姓勉强有点收成。
现在42年入年即大旱，春季播种，滴雨不下，眼看着今年夏秋的收成不妙。从开春起，狼牙山区根据地的老百姓，只能靠挖野菜和嫩树叶为生，勉强度日。再往后，实在活不下去的农家，干脆就拖儿带女全家人都离开了根据地，到比较富饶的冀中平原去逃荒讨饭。
当年，真的是为理想而坚持奋斗。一心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那些没有了坚定信念坚持不下来的人，一个个打了退堂鼓，悄悄跑了。有的人跑回了家里，起码还能有三顿饭吃。还有人干脆跑到了鬼子那边去作汉奸。晋察冀，一分区，这样的人都不在少数。
在整个抗战期间，当伪军能吃饱饭，还发军饷，可以养家。当八路军生活很艰苦，不仅不能吃饱饭，连衣都穿不暖。当年的日本鬼子不是仅有枪杆子。他们也讲究笔杆子，搞政治宣传。什么“新国运动万岁！新东亚建设万岁！中国自由平等万岁！东亚解放万岁！”等等，大标语刷写的到处都是，村头巷尾都可以看见。
所以许多没有文化的农民头脑搞糊涂了，不懂得什么叫民族气节，只看生活得好坏，有没有钱？在他们自愿选择的情况下，许多人选择了当伪军，躲避当八路军。
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当年烽火连天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并不是所有老百姓都欢迎八路军的。其中。拥护鬼子和伪军、伪政权的不在少数。还有拥护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拥护八路军的人们只是百姓中的一部分人。
几十年后，当年冀中八路军的一个团长55年的大校说：“当年的老百姓，许多人是以自己能获得的实际利益来区分是不是要拥护谁的。老百姓将这个实用的原则编成了顺口溜。什么‘要发财，跟着谁谁谁；要想富，跟着谁谁谁；要受穷，跟着土八路’，因为我是穷八路么。那时的许多老百姓也势力得很。只有看到共产党快得了势，这才转过来表示拥护共产党。”
老八路所说的这个顺口溜，其实就是他们当时的真实处境。因为42年实在太艰苦了，吃穿不行，一些八路军中的干部战士都受不了这个苦。悄悄溜走了，更不要说在八路军之外的老百姓了。“趋利避害”，是人的生物本能。只有高度掌握精神力量，讲道德、讲理想的人才能自觉克服这个每个人生来具有的生物本能的诱惑。
其实际上抗战最艰苦的42年，由于根据地食物的匮乏。使得八路军的干部战士体力大降，直接影响到战斗力的减弱。
抗战以来的晋察冀，没有那么多后方医院，负伤的八路军战士是寄养在老乡家的。凡家里寄养着八路军伤员的老乡家，也都纷纷出去讨饭。讨来的食物，稠一点的给伤员吃，自己吃稀的和野菜。
据说易县的老百姓靠讨饭来养活伤员，还是从更贫瘠的涞水县学来的。平西根据地的老百姓，早就靠讨饭来养活寄养在自己家里的伤员了。
杨成武知道了这种情形，与一分区领导们商量之后，由一分区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军分区所属各部队不得在驻地附近挖野菜，把方便让给群众；同时，号召一分区的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部队，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用来支援群众。
很快，晋察冀军区也发出《训令》，要求八路军各军分区机关和部队不得就近采摘野菜、杨树叶和榆树叶，留给老百姓采摘，自己到很远的山上去挖野菜采树叶。
一分区机关干部两个食堂，司令部这边一个，政治部那边一个，各有一个炊事班负责做饭。41年以前，还正经叫“开饭”。42年，很难再叫“开饭”了，到了每天两餐饭的开饭时间，只见上至司令员、副司令、参谋长，下至司令部的司号员、通讯员、警卫员，一个个手拿吃饭的茶缸、饭盒，鱼贯向炊事班的房子走去。训练科的两人还招呼一声：“走，上槽子吃黑豆去。”这个只有一官一兵的训练科，像两条驴子走向喂料的槽子。
“上槽子”这个词，最先就是从司令部炊事班传出来的。炊事班一个老兵叫贾三，河北冀中人，独立团从山西过来时就有他了。所以，他的资历比一分区成立的时间都要老。
资格老的老兵，都有个毛病，就是不大把基层干部放在眼里，喜欢讲点怪话。据说有一次他做饭，看到几乎顿顿都吃黑豆，他不由得说：“老子一个炊事员，应该是每天做饭才对，怎么做起马料来了？又不是上槽子喂牲口？”
贾三的话传了出来，那时的政治空气轻松，只要说的是事实，没有人像后来那样习惯于抓住他人的话上纲上线。从此，每逢开饭就“上槽子”这句话流传开来，连杨司令也曾跟着大家说：“走，上槽子去。”既是自嘲，也是个玩笑。
当年在炊事班当炊事员，首要的一条是政治上可靠。道理很简单：可能是这个位置最容易放毒，也最容易多吃多占的缘故吧？俗话说：三年饥荒。饿不死厨子。
当年好像不仅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就是在一分区各团，那些凡在炊事班工作的老兵们，一个个资历都够老的。部队打仗，永远都把炊事班放在最后面，找个隐蔽的地方把炊事班和伙食挑子都集中在一起。当年能享受到这个特殊照顾的，除了炊事班，就是那些有文化的人，比如文化教员、眼睛高度近视的教育干事、宣传干事等等。
这样的安排，大多数的时候都平安无事。只有一次是例外。发生在42年的一次。一团在一次攻打鬼子据点的战斗中。被鬼子抄了后路。炊事班，还有不能打仗的一个文化干事——瞿秋白的侄子，被一下子抓走，最后牺牲在鬼子的牢房。
当年从一分区那段艰苦生活中过来的人。文革后期吃“忆苦饭”，老人大呼：“如果当年在一分区能吃到这样好的忆苦饭，我们都要高兴得跳起来。”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上到处开始讲究个“健康食品”，野菜、粗粮和黑豆都在其中，成为首选。老人自嘲地说：“想不到，我们当初在山里受苦，可吃的倒都是健康食品。”
一分区司令部的机关食堂，这是今天好听的说法。当年就是炊事班。从粮站取来的黑豆大都是陈年的，有的满是虫眼，都发霉了。为了“好吃”，炊事班将黑豆用石磨磨碎，与麦麸、磨碎的棒核掺在一起。加上野菜、树叶，蒸成菜团子或熬成菜糊糊，午吃干，晚吃稀，从上到下、从领导干部到普通战士没有例外。
一分区八路军的情况也不例外。1942年春节前后，因无力改善生活，一分区八路军长期以棒子核、黑豆磨成糊糊为食，从而使大批干部战士因营养不良病倒。即使没有病倒的，也因夜盲症、疥疮的大量出现而无法正常执行任务。
一分区卫生部的所属几个病院都住满了，再无力接纳新的病号。住进病院的干部战士，最好的医药就是玉米、豆粉熬成的糊糊，几餐稀粥糊糊吃下去，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又能回到部队执行任务去了。
饥饿的时间长了，营养严重缺乏，随着人们身体抵抗力的减弱，疾病也就增多起来。不仅是部队的干部战士病倒得多，连机关干部也纷纷倒下，不得不住进医院。一分区司令部也病倒了几个干部，接着是政治部，病倒的更多，有十来个。
杨司令的老秘书陈子端也病倒下了，但死撑着不肯去十几里地外的分区医院，因为舍不得由他一直负责的全分区唯一的那台电池收音机。全一分区知道的外面国内外的消息，都是凭陈子端每天收听新闻，然后写成简报给大家传播的。否则，大家对狼牙山以外的事情将一无所知。
杨司令看到这种情形，说：“这样不行，都送到卫生部去，他们也招架不住。再说他们主要的工作是照顾伤员呢。”问起来，卫生部能有什么良药？无非是供给部优先供应粮食，伤病员能吃上点玉米黄豆罢了。
于是，杨司令吩咐，一分区机关成立了自己的干部休养所，分区卫生所由大学生医生王磊任所长，王磊的夫人秀气的陈贻任主治医生，休养所的粮食供应适当从宽。杨成武还命令：凡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所获到的食物，以及鸡蛋、黄豆一类的营养品，一律拿出来交给休养所，给病号食用。
一天中午，训练科的两位神人向“槽子”走去的时候，看见参谋周自为，手捧着一个小篮子，里面十来个鸡蛋，向司令部自己办的休养所走去。问了一声，才知道是去年一起突围的那个译电员苏国柱病了，病得很重。
机要科和电台从来是一分区最重要的部门，一刻也缺少不得。去年，1941年秋季突围，分区机关各非战斗部门的干部都被精减下来，唯独机要科和电台，不仅一个人都不精简，突围时还时刻被杨司令留在身边，享受“首长待遇”。
当时一分区的规矩：如果某个干部战士患了重病，需要营养品，必须要杨司令亲自批条子才能得到几斤鸡蛋和白面。这次，杨司令特批了一斤多的鸡蛋，要周自为给苏国柱送过去。
苏国柱是河北易县人，南管头不远的南独乐、北独乐人，哥三个都参加了八路军。八十年代初的苏国柱，已经是山西省军区政委。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当年周自为给他送去的这一斤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