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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还是在董教授动身来晋察冀之前，他同夫人就商量好，故意留下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因看破红尘，决心去五台山出家，家人不必悲伤，亦无须寻找云云。
董先生离家之后，不少亲友闻讯后纷纷到他家探问。董夫人总是一面啼哭，一面将丈夫留下的字条拿出来给人看。因为董教授以往研究佛学，所以一般人也就信以为真了。
不久，董先生的女儿结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婚礼，他们当场宣布董教授已遁入空门，当了和尚。一时传为佳话，被认为是继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之后出家为僧的另一位学者。
后来他的好友王西徴、崔毓林去他家看望，当董夫人又一面啼哭一面拿出字条时，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说：“大嫂不必再做戏了，大哥的事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也准备到那边去啊。”
当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在阜平县温塘村开幕的时候，到会参议员288人，他们来自晋察冀各地和游击区、敌占区。其中由北平和保定地下组织和交通站护送的参会人员，全部按时到达出席大会，董先生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杨棒子呢作为武装护送队的，就参加了这么一次行动，回来后呢，说啥也不干了，他那意思老子是带兵打仗的，瞅着炮楼子手就痒痒，还不让上手，就带一帮子戴眼镜的穿长衫的赶路。没劲！
他哪知道这帮子穿长衫戴眼镜的对我党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差一些段落举几个例子说说这条交通线前后都送过啥人物！
比如董教授的老友王西徵教授。早在南京大学就读期间就参加了五卅运动。带领学生抓捕了镇压学生运动的江苏省警务处长王桂林，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此后与陶行知新教育评论社编发《新教育》和《新教育评论》周刊，提倡教育革命。
继而在北平师范学校任校长、北平孔德学校任中学部主任。1929年至1930年协助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并任安徽公学教导主任，从事教育革命实践。
1930年在沈阳张作霖帅府任张学思（张作霖之四子）的家庭教师，是张学思同志参加革命的启蒙人（张学思参加革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32年至1942年先后在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主授国文及古典、现代、史、批评的课程。
王西徵早在五卅运动时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从30年代起。他和全家住在北平石驸马大街84号，在庭院的天棚下经常举办昆曲曲会，以咏唱昆曲作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抗战前，王西徵在阮慕韩领导下做地下工作，属中央特科，瞧见没！我党的地下工作老前辈！
此后阮慕韩去了抗日根据地，王西徵遂与党失去联系。城工委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决定接他来根据地。1942年底，北方局派戈原进入北平。到王西徵教授家，秘密接他到满城交通站。一分区的杨司令员设宴欢迎。
王西徵教授到晋察冀边区后，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文章《望眼欲穿的北平市民》，引起强烈影响。此后担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实业庭长，张家口解放后任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全国解放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任参事室主任。
王西徵教授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半年之后，即1943年6月底，经他本人同意，保定交通站又安排接他的夫人和子女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安捷通过王西徵的好友何万生去通知王西徵夫人。
据后来王西徵女儿回忆，那时天气热，加上紧张的奔波，何万生先生汗水顺着袖口流到手背上，往下直嘀嗒。
何万生仔细地交代了行动路线：先乘火车到保定，下了火车碰到熟人千万不要讲话，然后分乘两辆三轮车到郊区的蛮子营，千万不要误进附近的水碾头村；炮楼上如果有日伪军下来盘问，就说是到舅舅家收地租子。
蛮子营村口有个拿芭蕉扇的老头，直用毛巾擦眼睛，老头问：“你们来啦？”就跟他进村。
第二天是6月28日，王西徵夫人催着孩子们早早起床，她身穿蓝布大褂，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女儿，挎着几个小包袱，就匆匆启程了。她们家里养了个小狗名叫“丁丁”，看家护院很是忠实，临走前把它送给别人家，吓得小狗拉出屎撅来，真可怜。
王西徵家人按指定路线到保定下火车，坐三轮车到蛮子营村口。保定站的在那里安排了交通员拿着芭蕉扇坐在村口等候，领她们进了村。这天晚上几度为她们换住处，登梯子、爬墙头转移，为的是不让敌人发现。
在蛮子营住了几天，就开始80里的夜行军。有我党的武工队员一路护送，还派老乡背着四岁的小女儿。她们冒着蒙蒙细雨，在漆黑的夜晚冲过敌人的封锁沟。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终于到达周庄。
张书记和安捷一同接应她们，还领她们去见了杨司令员，杨司令一见面就抱起小姑娘，非常热情。在周庄休息几天，又开始了五天的行军，到了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县南湾村，与王西徵教授团聚。聂荣臻、姚依林等首长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招待他们一家。
王西徵教授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北平的大学教师中引起相当大的连锁反应，直接影响了一大批人随后也进入到晋察冀边区为我党工作。
崔毓麟教授与王西徵是同事、邻居和好朋友。在燕京大学任教，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封闭燕京大学，崔毓麟教授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关押了一个多月。
王西徵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临行前与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沈廼璋、聂崇歧、崔毓麟一同话别。当时崔毓麟很肯定地说：“你先去，那里要是好你就来信，我也去！”
1943年5月，王西徵写了一封邀请崔毓麟来根据地的信，把信交给保定站的张书记。派人进北平联系工作，随身带来王西徵邀请崔毓麟的信，交给安捷，让她在暑期安排崔毓麟来晋察冀根据地。
安捷通过地下党员王彤找到聂崇歧教授，再由聂崇歧转交崔毓麟教授。崔毓麟先生看了王西徵的来信很是高兴，很快就将家属安排去了东北老家，自己毅然投奔根据地。
途中,武装交通员看他年纪大,为他向当地老乡动员了一匹骡子,可是崔毓麟先生说什么也不肯骑,并坚持说：“lady first（女士优先）！”，一定把骡子让给同行的女青年来骑，女青年当然也不肯骑。
就这样，崔毓麟先生坚持同青年一样，翻山越岭、过沟涉河，步行到达周庄。当时张书记代表根据地政府去迎接他，一见面崔先生就对书记说：“有个朋友对我说，你可以参加抗日，但是不要加入gc党。”然后冲着我呵呵笑着，那表情分明在说，我这不是投奔党了吗！
董鲁安、王西徵和崔毓麟等高级知识分子离开敌伪统治的北平投奔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1946年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各自代表美国政府和国共两党三方就军事调处在武汉开会时，司徒雷登曾幽默地对周恩来说：“我们燕京大学给你们提供了不少干部，其中教授就有董璠（董鲁安）、崔毓麟等。”
此外，燕京大学教授聂崇岐、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教授孟昭威，北大医学院教授方亮（朝鲜籍），北大工学院教授黎锦炯、周子健，医学界的吴继文、余贻倜、郑剑庵等同我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或给予支持帮助。铁路学院的**员张力还团结了日本进步教授吉田力雄。(未完待续。。)